大姐

大姐很少出遠門. 這次來香港是她所到過的最遠的地方. 要不是我和女兒在香港,她說她連做夢也想不到會來這個地方.

我跟大姐很久沒有見面了.我甚至都記不起來上一次跟大姐見面是個甚麼情形.每次我打電話回家, 大姐都會讓我多跟媽說幾句.

這次大姐來香港是我“盛情”邀請的,一是想讓大姐看看香港是個甚麼樣子,二是也想請大姐幫我照看一下女兒,因為我的工作總是太忙.

大姐比我年長十歲.記憶中,我小的時候,大姐總是很照顧我.大姐教過我很多字,“回”字就是其中的一個.她教我這個字的時候說一個大口套一個小口就是回家的“回”字.我到現在好像還記得當時的情形.

大姐是我們姐弟四個當中個子最高,長得最美,字也寫得最漂亮的一個.她上中學的時候,還曾經是她們班里的俄語科代表.她每次發出那個俄語單詞的小舌顫音都會令我和女兒瞠目結舌.

時代往往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.大姐是國內“傷痕”文學所描寫的那一代人:出生的時候,鬧飢荒;讀書的時候,學工學農;畢業的時候,上山下鄉;結婚生子的時候,計劃生育;孩子長大了,想多工作幾年的時候,待業下崗.

不過,大姐是一個從不抱怨的人.命運的不公平反而造就了她堅強的性格,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,和一雙勤儉持家的手.從大姐來香港的第一天起,她就每天都忙個不停,洗洗涮涮,給我們做可口的早餐和晚餐,還幫我接女兒放學,陪她在圖書館看書,在琴房練琴.

每逢週四都是我工作最忙的時候,因為我要進城到學院的分校區教課,很晚才能回家.這一天我回來的時候,女兒已經吃了晚飯睡覺了.大姐說她還沒有吃,等著陪我一起吃晚飯.我嘴上沒說,心里卻很感動.

吃飯的時候,大姐跟我說我去城里工作.我女兒跟她可近乎了,給她講了很多我們在澳洲的故事.當大姐講到我女兒告訴她在澳洲的earthworm (蚯蚓)被不小心截成兩段卻還會各自活著的時候,哈哈大笑.大姐的笑很有感染力.我雖然很累,但也跟著笑了.

和大姐在一起的日子,過得很快.大姐要走的時候,我說要給她買一張機票,讓她坐一次飛機.可是大姐怎麼也不肯,說坐火車踏實;坐火車也很快;她還說等將來她的兒子掙了錢再坐飛機也不遲.不管大姐怎麼說,我心里都明白,大姐是不肯讓我多花錢.

在送大姐去羅湖口岸的火車上,她對我說她在香港的這些日子里,學了很多知識,也見了很多世面.我心里想要是別人跟我說這些話,我會以為是在抱怨我,因為大姐在香港的這兩個星期里,我並沒有能夠抽出時間來多陪她好好轉轉香港,見見世面.週末的時候,即使去了香港藝術館,星光大道,和家門附近的海濱公園, 也隻是走馬觀花而已.不過,我還是相信,大姐的話是真心的.

快到羅湖口岸的時候,我猛然發現我和女兒竟然忘了帶護照.也許潛意識里我根本就沒有把去深圳當作是出邊境,或出國.所以,在羅湖的通關口,我和女兒只能看著大姐一個人過境出關,看著她的背影漸漸地遠去.

大姐回家了,我和女兒又回到了兩個人的世界里.她看書,我看報.晚上的時候,我也學著大姐的樣子給女兒做一頓可口的飯菜,可是,我卻心不在焉地把鍋給燒糊了.